探索关于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浅析
本站原创 摘 要：
利用2007年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数据，以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为因变量，以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为主要考察对象，并选取公司规模和股权制衡结构作为制约变量，检验在不同激励方式下高管薪酬与中小股东利益的相关性，结论表明：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主要集中于薪酬和在职消费，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较大，而高管持股则可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关键词：高管薪酬；股利；会计盈余质量；公司规模；股权制衡
一、文献回顾
国外的研究起于2O世纪70年代，早期的如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所有权结构、管理者薪酬结构和董事会薪酬的决定受到公司业务性质(如企业风险、流量的模式和公司规模)影响[1]。
Baker，Jensen和Murphy(1988)则进一步指出高层管理当局的薪酬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过低以至于不能提供有效的管理激励，政治力量也会减弱了CEO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j。同Jensen andMurhpy(1990)对薪酬水平的研究不同，另外一些文献对美国公司的薪酬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Gen—hart and Milkovich(1990)浅析浅析了200多家企业的1400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发现管理者薪酬和绩效相关而和工资不相关。他们的结果还显示混合薪酬的水平和未来盈利性正相关L3]。他们的贡献在于引起了人们对薪酬结构的深入认识。
国内学者对高管薪酬激励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一是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魏刚(2000)以1998年816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高管人员的持股数量与公司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越高，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越差；高管人员的年度酬劳与公司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张晖明、陈志广(2002)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级管理人员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认为企业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酬劳和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特别是以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表现的企业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酬劳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5]。林浚清等(2003)L6 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差距和公司未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大薪酬差距可以提升公司绩效。二是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的浅析浅析，如企业规模、行业和管理层持股等因素对高管酬劳水平的影响。李增泉(2000)运用回归模型对样本总体依据资产规模、行业、国家股比例和公司所在区域进行了分组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年度酬劳与企业绩效并不相关，而是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偏低，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7]。魏明海、陈建武(2004b)按照管理层是否实际出资购买股票进一步区分了“硬约束”和“软约束”两种管理层持股模式，结果发现建立了“硬性绑定”约束机制的战略性激励取得了更加明显的绩效改善效应 引。
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发现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相关性研究尚未达成共识，而且少有学者从薪酬激励的方式研究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不足。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
1．自变量。本文选取高管薪酬激励作为研究模型的自变量。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还是使用年薪这种短期激励方式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有一些企业在给高管的酬劳中加入了股票期权这种薪酬方式。
本文以高管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作为薪酬的衡量，其中前两者为显性薪酬，后者通常被视为隐性薪酬。
2．因变量。(1)股利：股利理论认为，股利是从法律的角度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系下，中小股东能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迫使公司“吐出”，以阻止大股东侵占公司流中太多的份额。故采用股利作为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衡量指标。(2)会计总余质量：会计盈余被认为是财务报告体系提供的主要信息项目(Lev．1989)。Green(1999)把盈余质量定义为盈利能力与产生流量能力的关联度。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并且能提供投资者决策所需信息。实证检验中通常借鉴DD(ball&Shivakumar，2005)模型，采用应计额与配比来衡量盈余质量，其主要思想是应计利润是公司未来流量的线性估计，同时，当应计利润过程中包含较少的估计误差时，盈余更能代表公司未来流量，而不论管理层的意图具体模型如下：
ACC,一铂+a1DCF,+ ClF+a。DCF,×cf,+其中，ACC 表示应计利润，CF 表示公司第t年的经营流量，DCF,为虚变量。将计算出的残差项￡的绝对值作为每个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以ABS，ACC表示，该值越大，应计质量越低，盈余质量越低。
3．制约变量。结合国有上市公司的特点，可能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三大因素有：公司规模(AS—SE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股权制衡程度(公司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数)。
(二)研究假设公司股利行为是内部人和投资者博弈的结果，是股东法律保护和公司治理结果的一个缩影。如果公司有盈利而不支付股利，内部人很可能“输送”公司的留存收益用于私人目的。股利是法律保护的一个替代，其前提为公司需要从外部筹资。在外部人看来，支付股利可能减少留存在公司的，是公司向中小股东发出的不侵占他们利益的信息。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发放股利的信誉机制对它没有多大约束效力，因此可以得出假设：
H 中小股东对股利的要求权力会抑制高管薪酬的制定，即股利支付与高管薪酬成负相关关系。
H 在职消费的程度越高，越可能存在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股利发放力度越小。
现代企业制度下，中小投资者主要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对证券的估价和交易，取得投资收益，收回投资本金。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远离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或者财力和专业技能所限，都使其难充分挖掘与投资相关的私有信息。会计信息作为公司信息的主要来源，其定价功能能够向投资者提供形成正确资产定价和投资决策所需的相关信息，减少由于错误定价和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因而会计信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冲突、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故提出如下假设：
H ：会计盈余质量和高管薪酬负相关。
：会计盈余质量和高管在职消费数额负相关。
当信息不对称时，委托人的优先选择是赋予人一定程度的剩余索取权(持有一定的股份)，以此来达到委托人与人目标的一致性。他们的目标函数一旦发生偏离，就会产生新的成本。这一成本集中表现为国有上市公司的种种异常行为，以恶意融资与利益侵占最为典型。为了使股东财富最大化，使高管人员的目标不背离股东的目标，加入长期激励方式是较好的选择。在我国，高管人员平均持股比例比较低，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 在较小的持股比例下，高管人员持有的股份比例与公司股利存在正相关关系。
H 在较小的持股比例下，高管人员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越有动力提供高质量盈余会计信息。
廖筠、翟淑萍的研究发现，为扩大其制约权限，制约性股东不分派或限制盈余分派之额度，会不适当扩充企业规模。公司规模越大，面临的监督和成本也越大，道德风险更高，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程度越大。我们做出假设：
H ：公司股利和公司规模负相关。
H ：公司会计盈余质量与公司的规模之间成负相关关系。
通过对已公布2007年年报的298家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浅析浅析，本文得出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为41．47 ，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之和的平均数为15．12％ ，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O 以上的占28．86 ，持股比例在3O 以上的占75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质量的基础性因素，在缺乏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从自身利益考虑，把上市公司资源化作自身可以利用的资源是每一个大股东的必定选择。由此可得出假设：
H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股利、会计盈余质量负相关。
H 股权制衡程度与股利、会计盈余质量正相关。
(三)样本选取1．变量定义。本文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为进行统计浅析浅析，选取2007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样本，首先从中剔除了金融类公司，最后剔除了数据不建全和相关财务指标未披露的国有控股公司，总共收集了298个观测样本。
2．模型设计
三、实证浅析浅析
(一)描述性统计浅析浅析
2007年样本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均值为122万，公司间差距最大的达到156万；2007年平均在职消费规模较庞大，有8．3亿之多，而作为长期激励的高管平均股权持有比例平均仅有0．1 。
另外，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平均股利支付率约为24．1 ，有近一半的国有控股公司可操纵的会计盈余为1．5亿，可操纵的会计盈余均值达4．92亿。这也初步表明我国国有控股企业高管薪酬主要来源为薪酬和在职消费，管理当局对投资者利益侵占较为严重，同时长期激励不足难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薪酬激励并未缓解契约双方间的道德风险。
(二)相关浅析浅析
表2是主要变量问的相关性统计结果：股利支付率和高管薪酬(PAY)、在职消费(PC)相关系数为负，与高管持股比例的相关系数为正；可操纵性应计绝对值(ABS—ACC)与高管薪酬、在职消费正相关，与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这证明了假设H 、Hz、H。，说明无论是显性或是隐性薪金酬劳，都倾向于侵占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长期激励形式的高管持股，则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
此外，公司规模(ASSE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与可操纵性应计绝对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我们的假设H 、H 相符。这可能跟规模大的公司投资项目多有关，同时国有控股市公司所有权缺失也给高管层留下较大的操纵空间，无法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回归浅析浅析
为进一步考察高管薪酬及制约变量对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我们运用统计软件SPSS对模型(1)和(2)进行多元回归浅析浅析。表3列示了模型(1)中股利支付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实证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在职消费与股利支付率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一0．018(t=一0．59)，一0．056(t一一2．038)。回归方程F值为2．761，在5 9／6水平上显著，因此，回归系数虽然不大，但高管薪酬、公司规模和股权制衡结构对股东利益的影响却是显著的。
表4列示了模型(2)中高管薪酬对国有控股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高管薪金薪酬、在职消费同盈余质量负相关(与ABS—ACC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和盈余质量正相关，这意味着国有控股公司的年薪激励机制无法对经理层工作努力作出激励，会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追求更多的隐性利益如在职消费。高管持股则可以促使高管层和中小股东利益一致，较好解决委托方信息不对称不足。
四、结论及倡议
本文利用实证模型，研究了高管薪酬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高管薪酬方面：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越多，在职消费越高，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性越大。而高管持股比例可以较好地协调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然而，我国管理层平均持股比例较低，只有0．1 。让高级管理者持有更多的股权，可能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有效途径。
企业规模和股权制衡方面：大公司通常具有较高的绝对利润，因此，高管层可以操纵的应计利润也越多，但中小股东可能不会监督到这种信息。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关系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一股独大”、所有者微观上的缺位将使高管层具有潜在优势。
由此倡议：首先，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机制，引入战略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可以增强股东间的制衡程度，降低高管层对中小股东进行掠夺的可能性。其次，采用年薪薪酬激励为主，长期薪酬激励为辅的对策。以股票期权为主的长期薪酬激励方式，使得企业的业绩和股价直接与高管层的收人挂钩，理论上防止出现高管人员只追求短期收益，忽视长期收益的不良近况。最后，降低中小股东的参与成本，保障中小股东行权的便利。通过增加信息发布渠道，建立信息平台，提倡广大中小股东采用信息技术远程参与股东大会，转变单个中小股东股微言轻的状况，对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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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07年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数据，以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为因变量，以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为主要考察对象，并选取公司规模和股权制衡结构作为制约变量，检验在不同激励方式下高管薪酬与中小股东利益的相关性，结论表明：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主要集中于薪酬和在职消费，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较大，而高管持股则可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关键词：高管薪酬；股利；会计盈余质量；公司规模；股权制衡
一、文献回顾
国外的研究起于2O世纪70年代，早期的如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所有权结构、管理者薪酬结构和董事会薪酬的决定受到公司业务性质(如企业风险、流量的模式和公司规模)影响[1]。
Baker，Jensen和Murphy(1988)则进一步指出高层管理当局的薪酬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过低以至于不能提供有效的管理激励，政治力量也会减弱了CEO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j。同Jensen andMurhpy(1990)对薪酬水平的研究不同，另外一些文献对美国公司的薪酬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Gen—hart and Milkovich(1990)浅析浅析了200多家企业的1400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发现管理者薪酬和绩效相关而和工资不相关。他们的结果还显示混合薪酬的水平和未来盈利性正相关L3]。他们的贡献在于引起了人们对薪酬结构的深入认识。
国内学者对高管薪酬激励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一是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魏刚(2000)以1998年816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高管人员的持股数量与公司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越高，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越差；高管人员的年度酬劳与公司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张晖明、陈志广(2002)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级管理人员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认为企业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酬劳和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特别是以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表现的企业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酬劳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5]。林浚清等(2003)L6 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差距和公司未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大薪酬差距可以提升公司绩效。二是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的浅析浅析，如企业规模、行业和管理层持股等因素对高管酬劳水平的影响。李增泉(2000)运用回归模型对样本总体依据资产规模、行业、国家股比例和公司所在区域进行了分组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年度酬劳与企业绩效并不相关，而是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偏低，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7]。魏明海、陈建武(2004b)按照管理层是否实际出资购买股票进一步区分了“硬约束”和“软约束”两种管理层持股模式，结果发现建立了“硬性绑定”约束机制的战略性激励取得了更加明显的绩效改善效应 引。
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发现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相关性研究尚未达成共识，而且少有学者从薪酬激励的方式研究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不足。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
1．自变量。本文选取高管薪酬激励作为研究模型的自变量。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还是使用年薪这种短期激励方式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有一些企业在给高管的酬劳中加入了股票期权这种薪酬方式。
本文以高管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作为薪酬的衡量，其中前两者为显性薪酬，后者通常被视为隐性薪酬。
2．因变量。(1)股利：股利理论认为，股利是从法律的角度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系下，中小股东能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迫使公司“吐出”，以阻止大股东侵占公司流中太多的份额。故采用股利作为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衡量指标。(2)会计总余质量：会计盈余被认为是财务报告体系提供的主要信息项目(Lev．1989)。Green(1999)把盈余质量定义为盈利能力与产生流量能力的关联度。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并且能提供投资者决策所需信息。实证检验中通常借鉴DD(ball&Shivakumar，2005)模型，采用应计额与配比来衡量盈余质量，其主要思想是应计利润是公司未来流量的线性估计，同时，当应计利润过程中包含较少的估计误差时，盈余更能代表公司未来流量，而不论管理层的意图具体模型如下：
ACC,一铂+a1DCF,+ ClF+a。DCF,×cf,+其中，ACC 表示应计利润，CF 表示公司第t年的经营流量，DCF,为虚变量。将计算出的残差项￡的绝对值作为每个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以ABS，ACC表示，该值越大，应计质量越低，盈余质量越低。
3．制约变量。结合国有上市公司的特点，可能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三大因素有：公司规模(AS—SE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股权制衡程度(公司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数)。
(二)研究假设公司股利行为是内部人和投资者博弈的结果，是股东法律保护和公司治理结果的一个缩影。如果公司有盈利而不支付股利，内部人很可能“输送”公司的留存收益用于私人目的。股利是法律保护的一个替代，其前提为公司需要从外部筹资。在外部人看来，支付股利可能减少留存在公司的，是公司向中小股东发出的不侵占他们利益的信息。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发放股利的信誉机制对它没有多大约束效力，因此可以得出假设：
H 中小股东对股利的要求权力会抑制高管薪酬的制定，即股利支付与高管薪酬成负相关关系。
H 在职消费的程度越高，越可能存在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股利发放力度越小。
现代企业制度下，中小投资者主要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对证券的估价和交易，取得投资收益，收回投资本金。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远离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或者财力和专业技能所限，都使其难充分挖掘与投资相关的私有信息。会计信息作为公司信息的主要来源，其定价功能能够向投资者提供形成正确资产定价和投资决策所需的相关信息，减少由于错误定价和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因而会计信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冲突、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故提出如下假设：
H ：会计盈余质量和高管薪酬负相关。
：会计盈余质量和高管在职消费数额负相关。
当信息不对称时，委托人的优先选择是赋予人一定程度的剩余索取权(持有一定的股份)，以此来达到委托人与人目标的一致性。他们的目标函数一旦发生偏离，就会产生新的成本。这一成本集中表现为国有上市公司的种种异常行为，以恶意融资与利益侵占最为典型。为了使股东财富最大化，使高管人员的目标不背离股东的目标，加入长期激励方式是较好的选择。在我国，高管人员平均持股比例比较低，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 在较小的持股比例下，高管人员持有的股份比例与公司股利存在正相关关系。
H 在较小的持股比例下，高管人员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越有动力提供高质量盈余会计信息。
廖筠、翟淑萍的研究发现，为扩大其制约权限，制约性股东不分派或限制盈余分派之额度，会不适当扩充企业规模。公司规模越大，面临的监督和成本也越大，道德风险更高，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程度越大。我们做出假设：
H ：公司股利和公司规模负相关。
H ：公司会计盈余质量与公司的规模之间成负相关关系。
通过对已公布2007年年报的298家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浅析浅析，本文得出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为41．47 ，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之和的平均数为15．12％ ，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O 以上的占28．86 ，持股比例在3O 以上的占75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质量的基础性因素，在缺乏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从自身利益考虑，把上市公司资源化作自身可以利用的资源是每一个大股东的必定选择。由此可得出假设：
H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股利、会计盈余质量负相关。
H 股权制衡程度与股利、会计盈余质量正相关。
(三)样本选取1．变量定义。本文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为进行统计浅析浅析，选取2007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样本，首先从中剔除了金融类公司，最后剔除了数据不建全和相关财务指标未披露的国有控股公司，总共收集了298个观测样本。
2．模型设计
三、实证浅析浅析
(一)描述性统计浅析浅析
2007年样本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公司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均值为122万，公司间差距最大的达到156万；2007年平均在职消费规模较庞大，有8．3亿之多，而作为长期激励的高管平均股权持有比例平均仅有0．1 。
另外，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平均股利支付率约为24．1 ，有近一半的国有控股公司可操纵的会计盈余为1．5亿，可操纵的会计盈余均值达4．92亿。这也初步表明我国国有控股企业高管薪酬主要来源为薪酬和在职消费，管理当局对投资者利益侵占较为严重，同时长期激励不足难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薪酬激励并未缓解契约双方间的道德风险。
(二)相关浅析浅析
表2是主要变量问的相关性统计结果：股利支付率和高管薪酬(PAY)、在职消费(PC)相关系数为负，与高管持股比例的相关系数为正；可操纵性应计绝对值(ABS—ACC)与高管薪酬、在职消费正相关，与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这证明了假设H 、Hz、H。，说明无论是显性或是隐性薪金酬劳，都倾向于侵占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长期激励形式的高管持股，则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
此外，公司规模(ASSE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与可操纵性应计绝对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我们的假设H 、H 相符。这可能跟规模大的公司投资项目多有关，同时国有控股市公司所有权缺失也给高管层留下较大的操纵空间，无法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回归浅析浅析
为进一步考察高管薪酬及制约变量对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我们运用统计软件SPSS对模型(1)和(2)进行多元回归浅析浅析。表3列示了模型(1)中股利支付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实证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在职消费与股利支付率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一0．018(t=一0．59)，一0．056(t一一2．038)。回归方程F值为2．761，在5 9／6水平上显著，因此，回归系数虽然不大，但高管薪酬、公司规模和股权制衡结构对股东利益的影响却是显著的。
表4列示了模型(2)中高管薪酬对国有控股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高管薪金薪酬、在职消费同盈余质量负相关(与ABS—ACC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和盈余质量正相关，这意味着国有控股公司的年薪激励机制无法对经理层工作努力作出激励，会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追求更多的隐性利益如在职消费。高管持股则可以促使高管层和中小股东利益一致，较好解决委托方信息不对称不足。
四、结论及倡议
本文利用实证模型，研究了高管薪酬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高管薪酬方面：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越多，在职消费越高，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性越大。而高管持股比例可以较好地协调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然而，我国管理层平均持股比例较低，只有0．1 。让高级管理者持有更多的股权，可能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有效途径。
企业规模和股权制衡方面：大公司通常具有较高的绝对利润，因此，高管层可以操纵的应计利润也越多，但中小股东可能不会监督到这种信息。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关系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一股独大”、所有者微观上的缺位将使高管层具有潜在优势。
由此倡议：首先，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机制，引入战略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可以增强股东间的制衡程度，降低高管层对中小股东进行掠夺的可能性。其次，采用年薪薪酬激励为主，长期薪酬激励为辅的对策。以股票期权为主的长期薪酬激励方式，使得企业的业绩和股价直接与高管层的收人挂钩，理论上防止出现高管人员只追求短期收益，忽视长期收益的不良近况。最后，降低中小股东的参与成本，保障中小股东行权的便利。通过增加信息发布渠道，建立信息平台，提倡广大中小股东采用信息技术远程参与股东大会，转变单个中小股东股微言轻的状况，对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
会计论文网专业提供会计学，并提供大量论文资料，如有业务需求请咨询网站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