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信用风险影响实证探讨
本站原创 论文摘要:摘要：构成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公司最终所有者、最高决策者以及直接经营者，其各自行为必定会影响到公司的信用风险。本论文以我国14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面陈述的不足进行了实证探讨。结论表明：信用风险高的公司，管理费用比例也较高，其法人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往往较低，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信用风险无显著影响，国有股的“公共性”较显著，股权制衡、独立董事和第一大股东未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信用风险 股权结构 董事会结构 不足
一、引言
信用交易的产生和信用制度的建立加速了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流通，推动了金融工具的进展和运用。信用交易和信用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进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现代市场经济最终进展成为建立在错综复杂的信用联系之上的信用经济。公司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员，自然也就成为了信用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影响公司信用风险的因素固然很多，如宏观经济的情况、公司经营业绩、盈利能力、人风险态度等都会对公司信用风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执行层等具体职能单位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套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包含了公司的最终所有者、最高决策者以及直接经营者，他们各自的行为及其结果必定会对公司信用风险产生重要的作用。高明华、席尔瓦等学者将公司治理分为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公司外部治理主要指市场治理、政府监督、债权人监督和大宗交易。根据该公司外部治理观点，笔者认为由股东、董事及其他高管所构成的有机体统称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本论文选取了我国2008年上市公司中的147家上市公司作为探讨样本，在进行论述浅析的基础上，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探讨，以期能为我国上市公司信用的建设和风险管理提供依据和倡议，同时填补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影响领域内的空白。探讨发现：高管和法人持股能够有效降低公司信用风险，管理费用比例较低的公司信用风险往往也较低；国有持股和股权集中度对改善公司信用风险的论述在我国并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第一大股东、股权制衡和独立董事的作用微乎其微，股东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独立董事没有有效的监督公司的经营运作。我国学者对信用风险的探讨晚于西方发达国家，自以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受到外界同行业竞争压力才对信用风险的关注度有了一定的提升。国内学者对信用风险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的度量和评估方面，涌现了许多信用风险浅析策略，其中较为成功的有KMV模型、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等策略。然而，以公司内部治理方面对信用风险的影响进行浅析的探讨则是屈指可数。李维安、李建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信用与股权结构之间的联系无法凭借股权的集中或是分散来判断，并提出降低第一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但同时需保证第一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这样对公司信用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黄辉、崔飚以我国2000年至2006年发生财务困境的19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浅析，探讨表明，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管理费用率与财务困境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与财务困境则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廖冠民、卢闯、陈勇采取单变量与多变量的浅析策略，探讨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困境公司的投资与绩效水平越高，股权制衡对困境公司不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张红军探讨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有着显著的正相关联系，法人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国有股股东往往体现为无效率状态。综上文献所述，关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信用风险影响的直接的、系统的探讨还未出现。基于该空白背景的考虑，本论文将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详细探讨该因素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一方面，试图揭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信用风险高低的影响，以期为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管理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本论文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ST公司和正常公司，通过比较浅析进一步为支持信用风险与公司治理论述假设提供证据。
有效的激励和监督管理层，以而使公司价值增加，由此可知公司发生信用违约的可能性降低，所以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信用风险呈反比；而La Porta等则认为，股权集中会导致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以而使公司价值下降，由此公司违约风险加大。根据上面陈述的浅析可知，股权集中度有可能会推动公司信用风险的优化也可能会加速公司信用风险的恶化。当股权集中度很低时，每个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虽然较低，但相对其他股东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份额，由此股东之间会自然形成良好的监督系统，以而会使公司价值增加，所以公司发生信用违约的概率也会随之而降低。然而当部分股东股权上升时，会对其他股东形成威慑，降低其他股东的话语权，此时股权集中度的上升会减弱部分股东自发监督的积极性，公司价值增加会因部分控股股东的一己私利而被抑制，此时股权集中度上升会使公司信用违约风险上升。当股权集中度足够高时，由于公司的主要利益分配无外乎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进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越大，由此，发生违约风险的概率也就上升。综上浅析，故笔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信用风险呈正相关联系。股权过于集中导致公司的制约权掌握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大股东出于私利，往往利用手中的制约权占用或转移公司财产和利润的掏空行为。股权制衡则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限制控股股东侵害公司价值的行为，使公司信用风险降低，所以股权制衡度与信用风险成反比联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信用风险负相关。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第一大股东利用其制约力，在获取高额回报的同时希望能够减少风险、分散风险，以而增加自身的经济流入，与此同时为了长远考虑必定会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要求，以而起到推动公司价值增值的作用。第二，考虑到市场监管者的强制要求，可以利用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的推动作用，以中得到最大份额的好处。第三，通过公司治理机制的信号传递作用，维护市场声誉，第一大股东更有可能积极的体现出改善控股股东、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和监事会治理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由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信用风险负相关。代表国家行使股权的主要有国资部门、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等。然而，我国的国有股东实际上是缺位的，在公司治理中体现并不积极，不可能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由此无法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国有股比例往往较大，且不能完全上市流通，也难以通过权竞争、接管等外部治理机制来对经营者产生压力。在此情况下，当国有股比例增加时，公司实际制约人、管理者获得更多机会为一己私利而侵害国家权益，使得公司价值体现为贬值走势。所以，国有股比例与信用风险呈正相关联系。法人股相对国有股而言，法人更愿意介入公司重大决策的制定历程中，往往会体现出积极的持股作用，对制约和监督管理者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动力和。由此，法人持股比例越高，对管理者的监管作用就越大，当管理层意识到这一点后，管理者会为了体现出自己的绩效和优秀的管理能力，发出公司价值上升的良好态势信号，由此，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较小。所以，法人持股比例与信用风险负相关。由上浅析可得下列假设：源于：本科会计专业毕业论文范文http://www.328tiBEt.cn
论文摘要:（二）相关性浅析本论文进行相关性浅析时采取的是Pearson相联系数，运用SPSS软件对样本进行相关浅析（没有对正常公司和ST公司进行相关浅析），在采取统计学常用的0.05置信水平下进行双尾检验，得结果如下表（4）所示。结合论述浅析及上表（4）相关浅析可知：（1）股权集中度与■正相关、国有股持股比例与■正相关、法人持股比例与■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负相关、管理费用与■正相关的结果可以证实假设1、4、5、6、8的正确性。（2）股权制衡度与■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正相关的结果与假设2、3、7相悖。股权制衡度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中出现与论述相违背的情况，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方面还比较差，股东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监督系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信用风险的正相关联系也出现与论述浅析相悖的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还没有发挥其控股优势，并不能对公司的治理情况形成有效的提升会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信用风险成正相关的情况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并没有起到真正的“独立”作用，独立董事的有着是为了遮人耳目，董事会结构只是为了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而已。
（三）回归浅析通过SPSS浅析得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表（5）。结合论述浅析及表（5）回归浅析可知：（1）由表（5）的F、Durbin Watson和R可知，Return系列模型能较好的拟合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在引入制约变量后拟合度有了微小的优化，说明公司治理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受外界其他因素干扰的波动性很小。（2）模型Return0能够验证假设1、4、5、6、8，同时也说明假设2、3、7在我国上市公司实证探讨中的不适用性。引入公司规模后的模型Return1能够验证假设4、5、6、8，继续引入公司资本结构后的模型Return2也能验证假设4、5、6、8，始终无法证实假设2、3、7的合理性。（3）在逐步引入制约变量的探讨浅析下假设1不再适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会计论文模板。根据Return0得到的股权集中度T检验值只有0.144，这也说明Return0对股权集中度的说服力度并不高，在依次引入制约变量后股权集中度的T检验值虽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T检验值依然较小，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
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比例并不算低，但根据实证结果浅析却并不像我们的论述浅析那样能加强公司信用风险管理，而是体现出相反情况，可见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作用完全没有得到发挥，并没有有效的监督公司经营运作。鉴于此，为加强公司信用风险管理，应当发挥出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以而降低公司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1］谭燕芝、张运东：《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探讨——基于中国、美国、日本部分银行的比较浅析》，《国际金融探讨》2009年第4期。
［2］田中禾、王双龙：《企业财务困境的信号特点探讨》，《管理现代化》2004年第6期。
［3］陈林、周宗放：《企业集团人风险态度、道德风险与信用风险传递》，《管理学报》2010年第3期。
［4］高明华等：《公司治理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5］（葡）席尔瓦、（卢）格尔根、（比）伦内布格著，罗培新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李磊宁、张凯：《KMV模型的修正及在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度量中的运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7］张玲、杨贞柿、陈收：《KMV模型在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价中的运用探讨》，《系统工程》2004年第11期。
［8］唐建荣、谭春晖：《基于支持向量机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估探讨》，《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0期。
［9］吴永兴：《基于BP算法的神经网络信用风险度量实证探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0］李维安、李建标：《股权、董事会治理与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信用》，《管理世界》2003年第9期。
［11］黄辉、崔飚：《财务困境成本与公司治理》，《管理科学》2007年第12期。
［12］廖冠民、卢闯、陈勇：《股权结构、财务困境成本与困境公司绩效》，《南开管理评论》2006年第6期会计专业毕业设计范文。
［13］张红军：《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论述及实证浅析》，《经济科学》2000年第4期。
［14］唐跃军、李维安：《大股东对治理机制的选择偏好探讨——基于中国公司治理指数》，《金融探讨》2009年第6期。
［15］石晓军、陈殿左：《债权结构、波动率与信用风险——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探讨》，《财经探讨》2004年第9期。
［16］Michael C Jensen,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ior, Agency Costs and the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2nomics, 1976.
（编辑梁恒）
关键词：信用风险 股权结构 董事会结构 不足
一、引言
信用交易的产生和信用制度的建立加速了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流通，推动了金融工具的进展和运用。信用交易和信用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进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现代市场经济最终进展成为建立在错综复杂的信用联系之上的信用经济。公司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员，自然也就成为了信用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影响公司信用风险的因素固然很多，如宏观经济的情况、公司经营业绩、盈利能力、人风险态度等都会对公司信用风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执行层等具体职能单位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套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包含了公司的最终所有者、最高决策者以及直接经营者，他们各自的行为及其结果必定会对公司信用风险产生重要的作用。高明华、席尔瓦等学者将公司治理分为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公司外部治理主要指市场治理、政府监督、债权人监督和大宗交易。根据该公司外部治理观点，笔者认为由股东、董事及其他高管所构成的有机体统称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本论文选取了我国2008年上市公司中的147家上市公司作为探讨样本，在进行论述浅析的基础上，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探讨，以期能为我国上市公司信用的建设和风险管理提供依据和倡议，同时填补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影响领域内的空白。探讨发现：高管和法人持股能够有效降低公司信用风险，管理费用比例较低的公司信用风险往往也较低；国有持股和股权集中度对改善公司信用风险的论述在我国并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第一大股东、股权制衡和独立董事的作用微乎其微，股东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独立董事没有有效的监督公司的经营运作。我国学者对信用风险的探讨晚于西方发达国家，自以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受到外界同行业竞争压力才对信用风险的关注度有了一定的提升。国内学者对信用风险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的度量和评估方面，涌现了许多信用风险浅析策略，其中较为成功的有KMV模型、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等策略。然而，以公司内部治理方面对信用风险的影响进行浅析的探讨则是屈指可数。李维安、李建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信用与股权结构之间的联系无法凭借股权的集中或是分散来判断，并提出降低第一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但同时需保证第一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这样对公司信用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黄辉、崔飚以我国2000年至2006年发生财务困境的19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浅析，探讨表明，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管理费用率与财务困境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与财务困境则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廖冠民、卢闯、陈勇采取单变量与多变量的浅析策略，探讨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困境公司的投资与绩效水平越高，股权制衡对困境公司不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张红军探讨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有着显著的正相关联系，法人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国有股股东往往体现为无效率状态。综上文献所述，关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信用风险影响的直接的、系统的探讨还未出现。基于该空白背景的考虑，本论文将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详细探讨该因素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一方面，试图揭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信用风险高低的影响，以期为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管理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本论文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ST公司和正常公司，通过比较浅析进一步为支持信用风险与公司治理论述假设提供证据。
二、探讨设计
(一)探讨假设 本论文以公司治理结构，提出如下假设：
（1）股权结构。Shleifer和Vishny指出股权集中使大股东能源于：会计生毕业论文http://www.328tiBEt.cn有效的激励和监督管理层，以而使公司价值增加，由此可知公司发生信用违约的可能性降低，所以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信用风险呈反比；而La Porta等则认为，股权集中会导致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以而使公司价值下降，由此公司违约风险加大。根据上面陈述的浅析可知，股权集中度有可能会推动公司信用风险的优化也可能会加速公司信用风险的恶化。当股权集中度很低时，每个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虽然较低，但相对其他股东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份额，由此股东之间会自然形成良好的监督系统，以而会使公司价值增加，所以公司发生信用违约的概率也会随之而降低。然而当部分股东股权上升时，会对其他股东形成威慑，降低其他股东的话语权，此时股权集中度的上升会减弱部分股东自发监督的积极性，公司价值增加会因部分控股股东的一己私利而被抑制，此时股权集中度上升会使公司信用违约风险上升。当股权集中度足够高时，由于公司的主要利益分配无外乎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进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越大，由此，发生违约风险的概率也就上升。综上浅析，故笔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信用风险呈正相关联系。股权过于集中导致公司的制约权掌握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大股东出于私利，往往利用手中的制约权占用或转移公司财产和利润的掏空行为。股权制衡则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限制控股股东侵害公司价值的行为，使公司信用风险降低，所以股权制衡度与信用风险成反比联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信用风险负相关。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第一大股东利用其制约力，在获取高额回报的同时希望能够减少风险、分散风险，以而增加自身的经济流入，与此同时为了长远考虑必定会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要求，以而起到推动公司价值增值的作用。第二，考虑到市场监管者的强制要求，可以利用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的推动作用，以中得到最大份额的好处。第三，通过公司治理机制的信号传递作用，维护市场声誉，第一大股东更有可能积极的体现出改善控股股东、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和监事会治理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由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信用风险负相关。代表国家行使股权的主要有国资部门、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等。然而，我国的国有股东实际上是缺位的，在公司治理中体现并不积极，不可能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由此无法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国有股比例往往较大，且不能完全上市流通，也难以通过权竞争、接管等外部治理机制来对经营者产生压力。在此情况下，当国有股比例增加时，公司实际制约人、管理者获得更多机会为一己私利而侵害国家权益，使得公司价值体现为贬值走势。所以，国有股比例与信用风险呈正相关联系。法人股相对国有股而言，法人更愿意介入公司重大决策的制定历程中，往往会体现出积极的持股作用，对制约和监督管理者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动力和。由此，法人持股比例越高，对管理者的监管作用就越大，当管理层意识到这一点后，管理者会为了体现出自己的绩效和优秀的管理能力，发出公司价值上升的良好态势信号，由此，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较小。所以，法人持股比例与信用风险负相关。由上浅析可得下列假设：源于：本科会计专业毕业论文范文http://www.328tiBEt.cn
论文摘要:（二）相关性浅析本论文进行相关性浅析时采取的是Pearson相联系数，运用SPSS软件对样本进行相关浅析（没有对正常公司和ST公司进行相关浅析），在采取统计学常用的0.05置信水平下进行双尾检验，得结果如下表（4）所示。结合论述浅析及上表（4）相关浅析可知：（1）股权集中度与■正相关、国有股持股比例与■正相关、法人持股比例与■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负相关、管理费用与■正相关的结果可以证实假设1、4、5、6、8的正确性。（2）股权制衡度与■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正相关的结果与假设2、3、7相悖。股权制衡度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中出现与论述相违背的情况，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方面还比较差，股东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监督系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信用风险的正相关联系也出现与论述浅析相悖的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还没有发挥其控股优势，并不能对公司的治理情况形成有效的提升会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信用风险成正相关的情况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并没有起到真正的“独立”作用，独立董事的有着是为了遮人耳目，董事会结构只是为了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而已。
（三）回归浅析通过SPSS浅析得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表（5）。结合论述浅析及表（5）回归浅析可知：（1）由表（5）的F、Durbin Watson和R可知，Return系列模型能较好的拟合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在引入制约变量后拟合度有了微小的优化，说明公司治理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受外界其他因素干扰的波动性很小。（2）模型Return0能够验证假设1、4、5、6、8，同时也说明假设2、3、7在我国上市公司实证探讨中的不适用性。引入公司规模后的模型Return1能够验证假设4、5、6、8，继续引入公司资本结构后的模型Return2也能验证假设4、5、6、8，始终无法证实假设2、3、7的合理性。（3）在逐步引入制约变量的探讨浅析下假设1不再适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会计论文模板。根据Return0得到的股权集中度T检验值只有0.144，这也说明Return0对股权集中度的说服力度并不高，在依次引入制约变量后股权集中度的T检验值虽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T检验值依然较小，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倡议
综合上面陈述的浅析，得出以下结论及倡议（1）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信用风险成反比，管理费用比例与公司信用风险成正比的假设能够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得到证实。该结论可以指导我国公司在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时，应当对高管采取股权薪酬措施，以而降低公司信用风险，更有效的激励管理层努力实现公司价值的增值。与此同时，还应严格制约公司的管理费用，以实现降低公司信用风险的目的。描述性统计浅析表明法人持股比例与公司信用风险成反比的联系并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但是通过相关浅析和回归浅析表明，该假设完全可以得到证实。该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法人股的监督作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能够有效减少公司信用风险，推动公司良好有序的进展。（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信用风险的联系在描述性统计浅析中可以得到诠释，然而在相关浅析和回归浅析中却出现了逆向结论。该实证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并没有起到改善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和监事会治理等作用，而不是积极利用其控股地位加强公司治理，实现降低公司信用风险。国有持股比例与公司信用风险在描述性统计中得不到有力证据，然而相关浅析和回归浅析都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越高，公司信用风险越高，体现出的“公共性”较为突出，即代表国家行使股权的组织或个人没有认真对待其股份权利，就像公共物品一样自己需要时才想到充分利用，否则就置之不理。在我国，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信用风险的正相关联系并不能得到证实。（3）描述性统计浅析表明股权制衡度和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信用风险的相关联系并不明确，相关浅析与回归浅析则说明在我国股权制衡度和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信用风险的作用并不像预期的那样，而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该结论揭示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作用微乎其微，股东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而是各自为战，以而使公司信用风险大大上升。我国上市公司董事摘自会计专科毕业论文范文http://www.328tiBEt.cn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比例并不算低，但根据实证结果浅析却并不像我们的论述浅析那样能加强公司信用风险管理，而是体现出相反情况，可见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作用完全没有得到发挥，并没有有效的监督公司经营运作。鉴于此，为加强公司信用风险管理，应当发挥出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以而降低公司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1］谭燕芝、张运东：《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探讨——基于中国、美国、日本部分银行的比较浅析》，《国际金融探讨》2009年第4期。
［2］田中禾、王双龙：《企业财务困境的信号特点探讨》，《管理现代化》2004年第6期。
［3］陈林、周宗放：《企业集团人风险态度、道德风险与信用风险传递》，《管理学报》2010年第3期。
［4］高明华等：《公司治理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5］（葡）席尔瓦、（卢）格尔根、（比）伦内布格著，罗培新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李磊宁、张凯：《KMV模型的修正及在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度量中的运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7］张玲、杨贞柿、陈收：《KMV模型在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价中的运用探讨》，《系统工程》2004年第11期。
［8］唐建荣、谭春晖：《基于支持向量机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估探讨》，《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0期。
［9］吴永兴：《基于BP算法的神经网络信用风险度量实证探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0］李维安、李建标：《股权、董事会治理与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信用》，《管理世界》2003年第9期。
［11］黄辉、崔飚：《财务困境成本与公司治理》，《管理科学》2007年第12期。
［12］廖冠民、卢闯、陈勇：《股权结构、财务困境成本与困境公司绩效》，《南开管理评论》2006年第6期会计专业毕业设计范文。
［13］张红军：《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论述及实证浅析》，《经济科学》2000年第4期。
［14］唐跃军、李维安：《大股东对治理机制的选择偏好探讨——基于中国公司治理指数》，《金融探讨》2009年第6期。
［15］石晓军、陈殿左：《债权结构、波动率与信用风险——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探讨》，《财经探讨》2004年第9期。
［16］Michael C Jensen,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ior, Agency Costs and the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2nomics, 1976.
（编辑梁恒）